在决策程序机制上，重大的财经决策，都是由中共核心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定夺之后，由行政机构执行的，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制衡基本属名义上的事后认可。于是，“稳增长”往往演化成了压倒一切的“保增长”，原来“去库存、去杠杆”的政策意向往往被“增产能、加杠杆”的利益驱动所取代淹没。如果实际上中国经济下滑的势头确如一些投资机构所猜测的那样比官方数据所显示的情形要来得更为严重得多，这一轮宏观经济刺激的强度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宏观经济调控应当恪守本身的目标原则，方管价格把决策确立在对于长期的经济自然增长率趋势的客观科学估计之上。决策所依据的资讯应当透明公开，理念目标应当明确坚定，言行一致，建立公信。如果错误估计了自然增长潜力，把自然增长率的下行误判为需要纠正和抗拒的“严峻下行压力”，采取种种扩张政策手段去过度刺激，追求不切实际的增长率，只能造成经济虚火上升，杠杆不去反增，产业库存堆积更多，资产泡沫膨胀，僵尸企业横行，经济效益低下，系统性金融风险加剧，甚至威胁到国民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

   第三种可能是监管者掌握了尚未公开的经济资讯，如此决策另有缘由。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各界早有怀疑。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官方的增长数据往往在快速增长时期被低估，而在经济放缓时期被高估。在维护体制稳定的刚性需要和权力制衡的软约束之间，扩张型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必然成为唾手可得、随时可以动用的方便工具。第二种可能是监管者身不由己，被整个体制既定的路径或是某些群体的利益所左右了。邓小平当年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点明了维持繁荣发展攸关着中国现有社会政治体制的稳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