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负债雪球仍在越滚越大。巨富食利阶层的崛起，和中产、和穷人的消费行为日益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伴随着中国城乡穷富差异没有改善的现实。没有坚实的中产阶级和达到温饱的底层民众，就难有经济增长向内需转型，易出现产能过剩甚至僵尸企业；没有甘愿蹲守在实验室、田间地头和生产一线的科研实业群体，就难有真正的创新创业，相反却容易滋生靠金融、地产、互联网一夜暴富的投机群体。

      对部门和地方庸政懒政的批评，镀锌矩形管根源也许在于如何平衡激励和约束。要将原有的利益阶层瓜分权和利的惯性打破，需要承受压力和风险，甚至需要矫枉过正。但无论中央、部委办局、地方还是基层，对企业和民众而言，其都是衙门都是官。有效的政府治理应该在体制内完成沟通协调，使决策清晰执行无误。如果政令未能通达，则既需反思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也需反思对部门、地方和基层的激励约束是否大致平衡。但体制内若无法达成全国一盘棋的纵横协调，反而噪音向体制外反馈放大，则政府公信力必然受损且对体制内磨合进程并无裨益。

      精准扶贫对化解收入分配恶化大有裨益，但离固本浚源仍有距离。经济增长的蛋糕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的时候，靠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以有效做大蛋糕。但时至今日，对已经做大的蛋糕如何分割，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蛋糕持续再做大的机制可否形成和有效运作。进入新世纪以来，对收入分配恶化的关注不足，可能是全球陷入危机，迄今复苏微弱的症结所在。对中国而言，权贵化、虚拟化和食利化，是经济转型切勿忽视的挑战。

      中国似乎渐渐形成了收入分配恶化状况趋于凝固的四个新特征。特征一是权贵阶层的固化和社会阶层纵向流动的渐衰。这些权贵阶层既有权二代也有富二代，隐隐带有皮凯蒂所描述的承袭制特点。特征二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事权和财力的持续失衡，当下地方政府几乎丧失了所有地方税源，同时财政转移尤其是一般转移的透明度却不高，一定程度上逼迫了地方政府行为的混乱。特征三是金融逼迫实业，庞大的接近200万亿的金融资产，按5%利息率计算，至少给实体经济施加了10万亿的利息索取，利益过分向金融和地产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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