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推出经济刺激措施时，即便以不直接指向产能刺激的基础刺激，也同样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恶化。至于因洪涝灾害而流行的海绵城市和地下管网建设，无非也只是基建刺激的细节变种，它并没有着眼于根治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看看美国新奥尔良洪灾和加拿大阿尔伯特的火灾，美加城市和政府面对自然灾害的应对能力，恐怕比中国更糟。目前似乎形成了这样的趋势，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始终在扮演主角。其实从长期来看，宏观政策是中性和无效的，仅局限于短期刺激，即治标不治本。货币刺激大行其道暗示着各国回避根本性的收入分配，偏离有意义的制度科技创新太久太远了。

     集权和勇于进取的政府、无锡方管厂相对完善的工业体系和基础设施等因素常常被认为是印度不具备的因素。另外两个因素可能同样举足轻重，即中国可能是大规模标准化制造的工业3.0的终结者，此后全球加速向数字地球和工业4.0转型，以至于并没有给印度留下类似当年中国那样的工业化的机会。另外一个因素是中国相对成功的教育体制和雄厚的人才储备，目前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超过9年，而印度仅4.4年且人才持续外流。这决定了印度复制中国奇迹的难度极大，良治的政府和良教的国民，是创新的长期基础。

      创新的源泉在于国民教育的创新。进入城市化和工业文明之后，中国对人类科技的进步贡献不彰。在经济增长日益依赖技术进步的浪潮下，没有教育良好、纪律良好的国民群体，要让经济有持续创新活力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看来，科技和教育创新应当成为经济刺激政策的重要领域。民众普遍抱怨基础教育均等化的进程迟迟，其背后是寄生在基础教育链条上的利益群体过于庞大和顽强。创新的前提在于政府治理的创新。现代政府治理和科技革命，这期间英国出现了牛顿力学和微积分、光荣革命和权利法案，以及后续创新的不断深化，并最终催生了现代国家体系。中国和平崛起的中国方案如何尽可能地吸收人类文明精华，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能在于政策目标和政策难易。刺激政策需要立竿见影的效果，侧重维持经济增速；民众需求短板积弊已久，多为中长期努力方向；刺激政策需求往往追求四两拨千斤，侧重速效易行，民众需求短板则牵涉利益盘根错节，知易行难。如果顶层设计和供给侧改革逐渐依赖刺激政策的长期化，则前景堪忧。如果我们每天重复同样的事情，却总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是徒劳无益的。如果将刺激政策长期化，却忽视优先呼应民众切身需求，可能也是面对重症麻药多于手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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